癫痫文献翻译（神经病学文献翻译）(15)

精神病态者在测量共情的问卷上的得分要低于其他人。比如人际反应指数中就体现了这一点。不过许多人都知道，用自我报告的方法来鉴别精神病态者是极不可靠的，因为他们往往会用谎言来掩盖自己的本性。为避免这种失误，研究者转而采用自经唤起这个生理学标准，也就是测量你在听见或看见情绪性素材时的激动程度。他们一般测量的是皮肤电反应（GSR），也就是当你在接触饱含情绪的素材时，你的手掌会出多少汗。GSR测量显示，精神病态者在观看他人遭受苦难的图片时，他们的自经反应是较弱的（也就说是他们不太激动）。此外，精神病态者在指认人的恐惧表情时也表现较差。这说明P型人在共情的两个主要成分（即识别和反应）上都有欠缺。还有一项测试显示了精神病态者不会像普通人那样处理情绪素材：向被试展示一组单词并问他们“这真的是单词吗？”大多数人在看到情绪性单词时的判断速度都超过中性单词，但精神病态者却没有显示这种速度上的差异。还有一种方法能测量某人受情绪素材唤起的程度，就是利用事件相关电位（ERP）：研究者在被试的头皮上固定电极，并用记录到的事件相关电位揭示他们的脑内电活动。测量发现，精神病态者在接触情绪性单词之后，脑的中部和顶部区域不会像普通人那样活动增加。另外，那些富于攻击性的人和常人还有一点不同：他们会把模糊的情境解释成对方怀有敌意。这个倾向在那些品行障碍的儿童身上就有体现，而他们中的一些也的确会成长为精神病态者。研究者把这种倾向称作“归因偏差”,它是共情的认知部分未能精确运作的清楚例证。

有一种观点认为，精神病态者的内心没有是非观念（amoral）。对道德观的一项经典测试是由劳伦斯·科尔伯格设计的，他要求被试阅读一个故事，然后判断其中某个角色的行为是否道德。一个著名的故事说的是一位丈夫闯进一家药店偷走了一种抗癌药，拿去挽救他患癌症病危的妻子，因为药店老板坚持要价2000美元，虽然他进货的时候只付了200美元。被试的任务是判断这位丈夫是不是做错了。对于这类道德两难，你想得越是复杂，就表示你的道德推理水平越高。如果你能看出这道论题有正反两方的观点，或者事情的缘由可以改变一个行为的对错，那就说明你的心思比那些只会死守规则的人细腻。我们或许想当然地认为精神病态者在这些测试中肯定得分较低，但事实未必如此。这或许是因为精神病态者能够嘴上说一套，在日常生活中却做另一套。

科尔伯格的测试并不是衡量道德推理能力的唯一手段。埃利奥特·图列尔也设计了一套道德推理测试，他的故事不仅描述了违反道德的情况（即侵犯的行为，比如伤害别人），也有违反常规的情况（即侵犯社会规范的行为，比如在图书馆里说话）。你的任务是判断某个行为有多严重，以及如果没有规则禁止它还算不算错。普通人到了4岁大多就能说出这两种行为的区别，他们明白常规可以修改、使某些行为不再违规（比如宣布在这座图书馆里可以说话），但是即便你修改了道德规范（宣布伤害别人不犯法），这些行为也和从前一样糟糕。精神病态者则很难区分这两种情况，有行为的儿童也是如此。

杰弗里·格雷是伦敦精神病学研究所的一位心理学教授，格雷提出了一个焦虑模型，叫“行为抑制系统”（Behavioural Inhibition System简称BIS，位于脑中的隔——海马网络[septohippocampal brain network]），这个系统的功能是使动物明白自身行为的情绪性后果（奖赏或是惩罚）。受它的启发，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的约瑟夫·纽曼提出了精神病态者的BIS不够活跃，而焦虑者的BIS过分活跃。纽曼提出了一个有趣的想法，他认为精神病态者想象不出自身行为的后果，就像BIS受损的动物会不断重复引起惩罚的行为一样。

纽曼主张这就是精神病态者的核心问题：他们无法学会畏惧惩罚。难怪他们会做一些连自己也知道会带来麻烦的事了。纽曼指出，这能够解释为什么在某些任务中，精神病态者会频频犯错，这些任务要求被试判断哪些数字能带来奖赏、哪些不能（它们在一般情况下都是中性的）。这还能解释他们为什么在一种行为已经不再产生奖赏、反而招来惩罚的时候仍不改正。比如给被试发一副纸牌，起初每张牌都能带来奖赏，但后来奖赏没了，那些具有精神病态特质的儿童却照玩不误。明尼苏达大学的行为遗传学家大卫·莱肯用一个“条件反射”实验验证了这个假说。他给被试听蜂鸣器响，同时施以电击，结果“正常”被试在听见蜂鸣器时产生了“皮肤电恐惧”（也就是出汗），说明蜂鸣器响成为了一个条件刺激。和他们相比，精神病态者对蜂鸣器响的皮肤电恐惧就比较轻微了——他们并未对这个威胁产生“条件反射”。在突然听见响声或发现有物体偷偷逼近时，他们的惊跳反射（身体自动跳起）也较微弱。这一切都指向一种特定的学习困难，它的特征就是较少畏惧惩罚。

文章来源：《癫痫杂志》 网址: http://www.dxzzzz.cn/zonghexinwen/2022/1212/1632.html